《秋菊打官司》电影剧照

《秋菊打官司》影片讲述的是，秋菊的丈夫讥笑村长没有男孩子，村长把其丈夫踢成重伤，秋菊为得到村长的道歉逐级上告，其间村长却因送难产的秋菊去医院感动秋菊。最后村长被公安局带走，秋菊很迷茫。

原先只是想：我要一个说法。现在，秋菊的困扰在于告还是不告?

一方面中国传统的息诉的主流主张要求她不撕破脸皮不得罪村长，不得罪政府“官差”，不能不听丈夫大事化小的意见，不能不顾自己付出的强大的成本，不能不顾整个村子对她家的嘲笑。另一方面秋菊本身对于公正的追求正符合了中国正在建设中的法律的精神。秋菊主张权利保护，法律体系立即会自动启动保护功能。公民要求惩处恶霸，那么法治的要求必然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适用，不论你是不是村长是不是“公家的人”是不是长辈。

秋菊虽然赢了官司，但失去了对于她而言整个世界的人情世故的支持。 一种是中国传统文化，一种是西方的法治文明。这就是这个影片也许是无意但却深刻触及到了世界上最大的一个冲突。总的说来，这无疑是一部超越时代的作品。 这无疑是一部深刻到中华民族骨髓里的作品。 这无疑是一部伟大的作品。 这无疑也是一部让中国法律群体思索最多的电影。 这部电影里的角色，无疑是中国演员塑造的最朴素但是最为成功的角色群体，朴素到好像是在演自己。

初看《秋菊打官司》，在剧情刚刚进行之时，我就武断地做了一个电影主题方面揣测：一根筋地揪住中国90年代权力结构的压制性不放，用一种反抗意识衬托百姓群众主体的存在现状，并以此来制造一个位居政治象牙塔底层人们的解放寄托。

于是我开始佩服张艺谋的勇气：因为拿历史说事，毕竟有种时间的模糊性在里面，批判和讽刺在各种各样的记录和记忆空间中游走，以使人们抓不到它过于反动的辫子;而《秋菊打官司》却直接揪住时事，拿当时最具争议热度和标识民主进程质变的《行政法》说事，借“民告官”的社会激荡效应上演了一场属于自己也属于所有百姓的反响戏剧。这已经够了，已经足够让张艺谋名垂千古了。

但是好戏还在后面，这带给我一个措手不及的判断转折——这里不只有“民告官”。

在秋菊不断地上访，不断地进行权利上溯的同时，她与她的“战争”对象，也是真正的诉讼被告——村长，之间却总是有着一种基于乡里、邻里、村带性和普通人情的交往关系。村长不断地抵制秋菊的“道歉要求”，不断地给秋菊找难堪，甚至辱骂，但他从未阻止过秋菊的上访，从未对上级进行过行贿以期在秋菊成功上诉后处罚和赔偿能够减轻。秋菊和丈夫也一次次地很尊重地叫他村长，并如兄弟朋友般自然亲切地和他进行交谈与辩解。但双方在“道不道歉”(即面子问题)的认识上还是一直执着地僵持着，并且火药味颇重，仿佛这一切与时刻存在的人情交往完全可以切割开来，他们可以用截然相反的态度自由转换在“融洽”与“对峙”关系中。所以这场“战争”显得敌对意识模糊不堪，作战双方关系另类。

表面上，秋菊对“权利”有着很明显的也很让人赞叹的主体意识，但更多的，秋菊只是一种从人格和尊严，甚至为了出一口气出发，去争取自己理想的结果。电影中，“民告官”的行政法刚刚颁布，法律已经有了，但是百姓明白这个法究竟是怎样一个法吗?在百姓的认识框架中这个法能够以前所未有的精准度对“权力迫害”进行打击吗?在民间法律意识丝毫不容乐观的90年代，这个法能够以革命性的崇高姿态而得到百姓的全面拥护吗?很显然，不能——秋菊最后打官司了，按照法律程序，市公安局应该首先成为被告，作为其法人代表的公安局长也应该出庭候审，但是秋菊却不愿意了，因为公安局长是一个大好人，一直在帮助她，甚至还用小轿车搭载了秋菊(这在当时的农村看来可是一个了不起的荣誉)，她说：“我告的是村长，不是局长，局长出庭，我就是不去。”这个情节太赋戏剧效果，本来法律是到了位的，也是坚定地站在百姓利益一方的，但百姓却由于法律意识不够，居然毫不买账。

影片快结尾，秋菊壬辰期已满，分娩在即，却很不幸运地遇上了难产，而家人和接生婆都束手无策。当日正值大年30晚上，人们都上邻村看戏去了，要把秋菊送医院需要多个人的帮忙才行，于是秋菊的丈夫和接生婆赶到未去看戏的村长家恳求他去邻村叫回几个村里人一同抬秋菊上县城。大过年的，人们肯定都讨厌这种扫兴事，所以作为领导干部的村长成为了秋菊的唯一救命稻草。村长先是用不太好听的话讽刺了秋菊一家，但是他并不是为了恩怨而置人命不顾的铁石心肠者，于是村长骑着自行车顶着寒风去了邻村。秋菊母子终于都平安了，满月酒宴上，大伙都到了，就差请了很多次才愿意前来的村长迟迟未到，询问其妻，说：“他还在家里洗脸刮胡子呢，像过节一样”。大家的心都放了下来静候村长的到来。但最戏剧的一个幕出现了：村长还未出门，被市公安局以故意伤害罪而抓上警车，依法刑事拘留15天。秋香一时手足无措，飞也似地冲向了村长家，但闻着警笛声，望着前后无人的马路，她只剩下一脸茫然：“我只是要个说法(让村长道歉)，没有说要让公安局抓人啊?”

这就是《秋菊打官司》的卓越，它并非只讲一个足以引起百姓共鸣的“民告官”事件，而是丰满地表现了“权力”与“权利”、“法理”与“情感”、“上层法制先导性”与“民间意识堕距”的辩证关系;不但抓住了中国民主进程的关键要素作为创作根基，更是给予了最具中国味道的“人情”、“面子”以辩证的刻画。